Why Stoics Would Embrace Just War Theory — by William C. Spe

type

status

date

slug

summary

📚 内容摘要

文章论证，如果古代斯多亚派作为哲学学派延续至今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接受当代有共识的正义战争理论核心原则，并以“相互竞争、可被覆写的道德义务”为框架，说明在何种条件下使用战争暴力对斯多亚派来说是可以、甚至必须被认可的。作者重点从“避免伤害”的基本义务推导出类似正义战争理论的标准，并结合斯多亚宇宙城市观，强调对非战斗人员和战败者的严格道德保护。

---

💡 详细内容

一、斯多亚“无差别之物”与他人利益的问题

作者提出“他人无差别之物的问题”： 如果死亡和痛苦在斯多亚伦理中是“无差别之物”，一个战士可能会疑惑，为何要对非战斗员或敌人施加任何克制，甚至为何要保护他们的生命。

他认为，这个疑问混淆了“我应该如何感受”与“我应该如何行动”。 即便把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福祉视为“道德上的无差别之物”，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保存、改善生命的努力，或否认自己在他人福祉上的道德责任。

斯多亚立场是： 如何平衡自己与他人利益是另一套道德计算，而且从现有证据看，斯多亚派认为在正确识别什么是真正的“善”时，自他利益可以和谐一致；问题出在把“何为善”认错的人身上。

即便我对印象的判断极其准确，也可能因为邻人的愚蠢行为而不得不开战，这通常被形容为“必要的恶”或“两恶取其轻”，但斯多亚派会拒绝把恰当的行动叫作“恶”，他们会认为只要行动在后果与理性上都可被智者标准辩护，那么在当下信息下它就是“正确的事”，即使情境中伴随诸多表面上的“错误”。

二、“避免伤害”作为基础义务与战争的道德框架

作者借用哲学家威廉·大卫·罗斯的“表面义务”理论，指出所有人都受“避免伤害”(non-maleficence)义务约束，任何战争决策都必须在此框架下被评估。 这个义务天然具有约束力，通常比“提供援助”等其他伦理义务更重。

然而，“避免伤害”并非绝对。 在足够有力的情势下它可以被覆写，例如：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不使用武力，将导致更大的伤害或生命损失；或者相信当恶意行为者破坏国际秩序时，有能力的国家应以武力回应，并真诚地希望此能成为改善与稳定世界的普遍法则。

作者特别强调，这一切前提是假定“存在不完美的人类”。 在一个由智者构成的世界，上述情况不会发生，因此也不需要战争。

在这种架构下，和平主义与对非暴力的绝对承诺，一旦接触现实世界，就会产生“反常的道德结果”。 问题不在于人类不完美所以“做不到和平主义”，而在于在一个有不完美者存在的世界，即便完美的人也无法坚持完全和平主义。对斯多亚体系和其他和平导向哲学而言，战争与军事服役在道德上并不比其他体系更不相容。

三、战士角色与“杀戮义务”的来源

在埃皮克泰德的角色伦理框架下，“避免伤害”的基础义务是从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本性出发，因此是自明且与角色无关的。 它不能被某个具体社会角色的义务所推翻。

这意味着，战士“扣扳机、打击目标、下令发射导弹”的职责，不能仅仅源自其“战士角色”。 杀戮的正当性不能以“我是战士”作为根本理由。

相反，杀戮义务如果存在，必须根植于我作为一个“有德且理性的人的身份”。 具体角色只是在冲突义务之间“调节权重”，例如在“避免伤害”与“防御盟友免于侵略”的义务之间做权衡，两者都直接从理性中来。

作者指出，如果杀戮是我必须做的事，那理由不应是“因为我是个好战士”，而应是“因为我是个好人”。 我身为出色战士，只是界定了“我是何种类型的好人”。

四、从覆写“避免伤害”推导出的正义战争开战标准

任何声称“避免伤害”已被覆写的主张，都必须满足极高的论证门槛。 围绕这种正当化的推理，必然会导出一系列必要且充分的条件，在集体行动层面，会与传统的“开战正义”(jus ad bellum)标准高度相似。

首先是“正当权威”： 开战决策需要个人偏好的服从集体判断。即便我确信战争对本国是恰当行动，也不能单独行动，必须由在既定政治结构中有代表集体权力的“合法权威”来决策。现代理论家也认为，合法权威是其他所有开战正义条件的前提，否则无法保证这些条件被正确评估。

其次是“正当理由”： 声称足以压倒“避免伤害”的义务，必须是严肃而重大的责任。为虚荣的荣耀计划或机会主义侵略，不符合这种标准；由骄傲或复仇欲驱动的战争也不算正当理由，因为找不到足够强的对价义务去压过避免伤害这一基础义务。

再次是“合理的成功机会”： 在没有现实成功可能性的情况下，不仅不应发动战争，甚至连道德中性的行动都不宜轻率进行；当行动涉及覆写基础道德义务时，正当化门槛更高。

与正当理由紧密相连的是“正当意图”： 决策者必须真正以该正当理由为动机，不能被恐惧、骄傲、贪婪、仇恨等隐秘动机驱动，否则会破坏社会与个人层面的“正直”，即德行、价值与行动的一致性，并污染决策，使其偏离和平解决冲突的道路。

最后是“最后手段”： 如果有现实方式既能履行压倒性的义务，又不必损害“避免伤害”，就应优先选择。如西塞罗所说，有两种解决军事争端的方式，其一通过谈判，其二通过武力，前者是人的方式，后者是兽的方式，所以只有在无法利用第一种方式时，才应诉诸武力。因此，开战决策应仅在其他手段用尽之后作出。西塞罗还强调，战争在正义上有前提，包括在战争前提出严肃的赔偿要求和正式宣战。

五、反驳“战争即地狱”的犬儒观点与“正义和平”

历史上有人主张，只要战争开始，就可以不择手段尽快结束，这种直觉常用“战争就是残酷，你无法将其精细化”“战争即地狱”等话语表达。 此思路源自把战争视为“必要的恶”，一旦战争被界定为“恶”，便与道德推理整体脱节，仿佛所有行为都同样不被允许，因此也就没有“更坏”或“更好”的差别。

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极其贫乏。 首先，把“和平”当作自足终点是错误的优先级。通往和平的最短路径是投降，次短路径是“制造一片废墟，然后称之为和平”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，这两条路径非常容易、且在挫折和沮丧中愈发诱人。

自西塞罗以来就有人指出，只有“正义的和平”才是持久的，所有战争决策都应服务于这种正义和平。 从务实角度看，不必要、无差别或过度的暴力都应被排除。

更根本的是，斯多亚派拒绝“正当的恶”这一概念，他们会主张没有任何人类活动能免于道德推理，包括战争的进行。 战争永远不可能被做成“完美”，但可以通过选择使之“更具或更少破坏性”。因此，“避免伤害”不是一次性被覆写后就丢弃的二元开关，而是需要在每一个潜在暴力行为上重新审查，对不符合高门槛的行为予以禁止。

六、战时行为的规范：区分、豁免与宇宙城市观

具体到作战行为，每一个暴力行动都需要对其代价与预期的战术、战役或战略收益进行深思熟虑的权衡，并考虑可能跨越数代人的次级与再次级影响。

非战斗人员被明确视作不能直接攻击的对象。 他们是战争的非自愿参与者，因此被视为受害者，不能因为被怀疑或可能同情敌人就将这种负担转嫁到他们身上。

即便指挥员有基于角色的义务去保护己方部队的生命，也不能以轰炸和重炮扫清人口密集地区作为代价。 部队不可为了提升自身安全而攻击非战斗员，指挥员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授权攻击。这些要求体现了“区分”与“非战斗员豁免”这两项战时行为正义(jus in bello)原则。

斯多亚的一项独特贡献是宇宙城市主义，即把人类视作更高层次“全球共同体”的公民，从而将非战斗员视为不单纯是“受害者”，更是这个高层共同体的同胞。

七、模糊地带中的斯多亚宇宙观与“所有战争都是内战”

宇宙城市主义揭示了传统战时行为正义标准与现实操作之间的空隙，在这个空隙中，存在许多极具道德分量的问题。

作者举例： 即使不能为了拯救己方部队而杀死非战斗员，那么可否“缩小他们的安全边际”？是否可以让他们感到不适或困苦？是否可以让他们挨饿，或摧毁他们的电力、水源和医疗供给？要有多高的确信，才能保证自己的行动不会在当下或未来导致他们死亡？

两个同样守法且专业胜任的指挥官，可能会对“为了效率、任务效果或己方安全，可以让非战斗员承受多大风险与痛苦”得出不同结论。 正是在这些模糊的取舍地带，道德智慧，尤其是宇宙城市伦理，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。

虽然亲属或同胞与外国人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特殊义务差别，但这些多属于特定角色义务，因而不能凌驾于作为“理性人”的基础义务之上。 结果是，在斯多亚视角中，所有战争都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“内战”，非战斗员应被视作需要保护的对象，哪怕这要付出相当的生命和任务风险。

八、战败者与“人道待遇”标准

战败的敌方非战斗员被视为一个特殊类别，他们在战斗结束后应被认定为“前战斗人员”。 就斯多亚而言，他们同样被看作脱离战斗角色的“人”，也是这场“内战”中的同胞。

因此，“人道待遇战败者”自然成为独立的战时行为正义标准。 西塞罗主张，应对被武力制服者施以体恤，放下武器、寻求将领裁量庇护的人，应该被允许接触将领，即便攻城槌已经撞碎了城墙。

文中提到，西塞罗所说的是尤利乌斯·凯撒的承诺： 如果在攻城槌开始使用之前投降，就不会毁灭被围攻的城市，遗憾的是该城并未及时投降。

九、“必要性”和“比例性”的要求

对每一次使用武力，必须认真评估其“必要性”： 如果某种武力行为对于实现合法的军事目标并不“必不可少”，或者该目标与战争更广泛的道德目标不一致，那么该行为就缺乏必要性，也就无法覆写“避免伤害”的义务。

我不能因为身处敌方领土，或因为目标“可能是敌军战斗员”就随意杀戮或破坏，杀戮必须服务于一个正当的军事目的。

同时还必须满足“比例性”标准： 军事收益必须值得它所造成的人类苦难，否则就不能被视为正当的武力使用。若收益与伤害严重失衡，则不能说已经成功证明覆写“避免伤害”的合理性。

十、结语：斯多亚视角下的暴力正当性与集体行动问题

作者在文末明确，自己是通过“相互竞争、可被覆写的道德义务”这一思路，回答斯多亚是否能正当实施暴力的问题。 他的结论是：在满足上述适当条件时，斯多亚不仅“可以”，而且有时“必须”实施暴力。

不过，他提醒，本文并未讨论“集体行动是否意味着放弃道德自由”这一问题。 如果集体行动必然夺走个人的道德自由，那么这类行动就会与斯多亚原则不相容。

他表示，这一问题在其著作中有详细讨论，并给出的结论是： 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集体行动，对一个真正理解自己“道德选择能力”的人来说，并不构成道德自由的让渡，只是该话题超出本文范围。

已在上文包含。

对斯多亚哲学与伦理学感兴趣的读者

研究或实践正义战争理论与战争伦理的学者与军人

关注军职道德困境、希望在军事服务与个人道德信念之间寻求协调的人

想理解和平主义、战争正当性与国际行动道德基础的一般公众

> 如果杀戮是我必须去做的事，那理由不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好战士，而必须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。

📚 内容摘要

💡 详细内容

EcomGrace

开启独立站之旅

💬 Discord社群

加入Discord，一起学习独立站运营